博古遇难经过, 妻子得知消息后, 几度昏厥

全面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共两党经过和平谈判，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，即双十协定。并根据双十协定，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。

1946年2月初，博古受命担任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，到重庆参加宪草审议工作。宪草审议委员会是根据政协会议决议而设立的，其最高职责是根据政协会议拟定的修改原则及汇总整理各方意见，制订《五五宪草》修正案，提供国民大会采纳。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各方面推出的各党派代表25人组成，其中中共代表有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博古、吴玉章、何思敬五人。

博古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工作、战斗岗位。在过去的五年中，他在新闻战线工作得得心应手，挥洒自如。从艰苦创业开始，如今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已形成一套强有力的战斗机构，他已经成为解放区新闻战线最有权威的指挥官之一，但是，历史又将他推向新的岗位，他依旧无条件服从。

2月13日，博古与董必武等人飞抵重庆。在见到参加政协会议的陆定一时，这位老战友笑着对他说：“政协会议开完了，现在看你的戏了，看你们起草宪草了。”

毫无疑问，尽管政协会议已经做出决议，宪草的起草工作并不会一帆风顺。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，绝不会轻易接受政协会议所做出的各项决议，一场维护政协决议与反对政协决议的斗争，从政协会议闭幕便已开始，宪草审议工作便成为了这场斗争的重要环节。

事实正是如此，在连续召开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上，国民党代表用种种借口企图修改政协决议，博古等中共代表为维护政协决议、坚持宪草修改原则，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急需向中央报告和请示，4月8日，博古与王若飞由重庆飞往延安。

博古乘坐的是一架美制C47式运输机，由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兰奇上尉等四人负责飞行任务。与博古同机的还有12人，包括王若飞，王若飞的舅舅、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及其孙子黄晓庄，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囚禁、经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交涉被释放的叶挺、叶挺的夫人李秀文、11岁女儿叶扬眉、三岁儿子阿九，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，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等人。

4月8日上午，美制C47式运输机自重庆准时起飞，首先飞往西安加油和休息。途中，天空下起小雨。飞机抵达西安后，博古等人又一次向延安发电，称飞机将准时到达延安。

当天延安上空阴云密布，云雾缭绕。下午2时，天空还下起了蒙蒙细雨。直到下午4点，飞机也没有出现，在机场等待的人们纷纷离去，毛泽东和朱德心中十分不安，立即指示向西安发电，询问原因。5点，西安回电称：该机未曾返航。

正如西安回电所称，飞机从西安起飞后并没有返航，而是在途中迷了路，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的方向，但飞机却朝着东北方向的晋绥边区飞去，

误入了山区。在浓云密布、雨雪交加的天气里，因能见度太差，当飞行员看到面前的大山时，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……

4月8日下午2时左右，博古所乘坐的美制C47式运输机轰然撞毁于黑茶山，全机17人全部罹难。

飞机撞毁的巨响声惊动了黑茶山下村庄里的村民，由于天气不好，村民们没有立即上山查看。9日上午，有村民上山打柴，发现了撞毁坠落的飞机。上前查看，发现了遇难人员的尸体以及遗物，立即到区委报告。区委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，从未烧毁的遗物中，搜索到博古和黄齐生的印章以及一些文件、报纸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一张名单，上面有王若飞、博古、邓发等13人的名字，这些人身份非同一般，区委立即派人将此事报告给中共晋绥分局。

晋绥分局得到消息，一面报告中共中央，一面派公安局长周怀瑾带领警卫连一个班的战士赶赴黑茶山。11日拂晓，周怀瑾带领战士们到达黑茶山下，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，当天中午到达飞机失事现场。

飞机的残骸斜躺在距离山顶约四里远的山坡上，机头朝上，螺旋桨已经摔断，周围布满飞机机体的碎片。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已经被烧光，到处散落着燃烧过的木炭，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汽油味。在距飞机残骸约20米的地方，有一块突出的巨石，上面覆盖着树木燃烧后的黑灰。

当天，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锄奸部的科长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，经过大家分析，最终排除了人为原因，认为是一起由气候引发的意外事故。由于当天气候恶劣，能见度极差，飞机迷航飞越黑茶山时，撞山爆炸起火而坠毁。

当晚10点，中共中央得到飞机失事的报告，并将此消息告知烈士家属。博古的妻子张越霞虽然早已猜测博古可能遇难，但当她得到确切消息后，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失声痛哭，几欲昏厥。

12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博古等人遇难的消息，沉痛宣布：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、秦邦宪、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、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同志，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，因飞机迷失道路，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黑茶山遇雾，撞山焚毁，当即全部遇难。

4月19日，延安各界举行隆重公祭大会，会场正中悬挂着“四八”烈士们的遗像，会场四周挂满孝幛和挽联，花圈正中悬挂着毛泽东的挽词。横梁上挂着中共中央书记处所题送的大匾，上面写着“变悲痛为力量”。前来参加公祭大会的各机关、工厂、学校的干部、群众、工人、学生及各界的人士、周围数十里的群众，共有三万多人。

同一天，在陪都重庆，由孙科、张澜、吴铁城、邵力子等119人发起3000人参加的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举行，由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做主祭，郭沫若宣读祭文：

秦公博古，南方之强，

守正不阿，寡默深藏，

为民请命，锐不可当，

言室满室，言堂满堂。

周恩来在大会中报告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，他声音低沉地说：

“博古同志来渝从事宪草起草工作，为民主宪法的产生而努力，此次因宪草问题回延安报告，竟以身殉。他们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事业走到最后一口气，流了最后一滴血，以致粉身碎骨。我们要把悲痛的心收起来，化成团结的力量，冲破黑暗，迎接光明。”